王小丫：十年，央视给我成长的机会 王小丫, 央视, 机会, 成长王小丫, 央视, 机会, 成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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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视台庆50周年

     北京是我喜欢的城市，位于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的中央电视台大楼是我向往的一幢建筑。每次经过这里，我都会看看，揣测这里的人在忙什么，为什么深夜了还有那么多灯亮着。

     十年前的夏天，我第一次走进这幢楼。去的地方是经济部，正是饭点，带我来的陈晓卿老师说，先带你去吃饭吧。我跟着他去东边的餐厅。一进门我就看见了章伟秋，她匆匆走出去，再一转头又看见汪文华，她看到我吃惊的样子，居然朝我笑了笑。天哪，那是一张如此鲜活又美丽的笑脸!我顿感亲切，那顿饭吃得很香。

    多年后，我走在马路上，看到行人见到我时吃惊的样子，我总是报以微笑，因为我感受过一个鲜活的微笑会带给一个人的温暖。

    我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去承德拍一个短片，在《商务电视》栏目中的《黄金旅游》板块中播出。我们用一天半的时间拍摄了这样的内容：日出日落、郊区的长城、城中的庙宇、朝拜的人群、傍晚的秧歌、晨练的老人，两家民间手工作坊的工艺制作、各种酒店的档次区别、当地小吃及一顿不太齐全的满汉全席。我还拜了一位宫廷膳师的后人做师傅，品尝了他亲手烹制的红烧鹿肉。

    回到北京，主编几乎是张着嘴看完了全部素材，然后兴奋地决定将这期节目编成上下两集。从那以后，我知道了，多拍些素材总是有好处的。

    播出那天，我早早等候在电视机旁。坐在家里看和在机房的编辑机上看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期待的心情让我出汗，冲了个凉，喝了杯水，几乎是淋浴焚香的仪式后，我等到了节目播出。

    说实话，后来我再看这个片子，觉得真的挺傻的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了在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生涯。那是1997年。

    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中，在这栋深夜还亮着许多灯的大楼里，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和许许多多的人生之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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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3.15晚会》，在我心中一直是非常神圣的。我作为观众和消费者收看时的那份激情和感受，现在依然还很强烈，而作为一个职业媒体人对“3.15”节目的把握，对刚入央视大门的我来说是陌生的。我就是带着这样一份责任、一份激动、一份忐忑开始了第一次直播。那是1998年的3月。当时的我甚至都不知道直播时哪台机器的灯亮，你的脸就要对着哪台机器。但是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一种要努力做好节目的强烈愿望，因为我热爱这样一个有着深深责任感的节目。

    还记得我第一次看《3.15晚会》的情景，赵赫老师一边讲消费者应该怎样保护自己，一边把一次性筷子猛地插在一次性饭盒里，然后说，“这样，这个盒子就不能再用了。”看过他这样生动的解说和示范后，我每次在吃盒饭后都这么做，以至于到中央电视台后天天吃盒饭还有这样的习惯。剧务常开玩笑说，干脆给你把剪子吧！其实我很享受这样的感觉，时时能体会到一个节目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力，这是深度新闻报道的价值所在。这样的一个节目，我自己也要以主持人身份面对消费者了，这种责任何荣誉让我特别紧张。

    那天一早，我就到了演播室，为做节目我借了朋友的一件衣服，有点肥大，我用夹子夹了后背，一下子有了腰身，显得精神了。不过，这个夹子不仅夹住了衣服，也夹住了我的心。在准备开播和直播的头三个小时里，我的心一直狂跳不止，就是医学上讲的心动过速。演播室里气氛紧张，这也是经济部第一次做这么长时间的直播节目。我感觉喘不过气来，决定到走廊里走走。来回踱着，迎面而来一个人，我一看，坏了，是当时的经济部主任汪文斌，他一定看出了我像只慌乱的兔子。没想到，他冲我一笑，说了句，没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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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几乎快晕过去了，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啊！我差不多是捂着胸口再次走进了演播室，把后背的夹子又夹了夹，坐在了演播台上。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看为您直播的‘3.15六加二行动’。”居然没有结巴，说清楚了。心无杂念，完全沉浸其中，三个小时很快过去，我有一种越来越过瘾的感觉，真不想说再见。直播快结束时我说：“真不想说再见，因为我希望每一天都是我们消费者的节日；又想说再见，因为，如果有一天我们消费者不再像盼望节日一样盼望3.15，才是拥有了真正的消费。晚上请继续收看《3.15晚会》。”然后屏幕上开始出字幕，我学着《新闻联播》的大牌播音员那样，整理了一下桌上的纸片儿，用笔在上面画了画，接着便进广告，直播结束，演播室里全体欢呼。我迅速地问旁边的同事：“我没说错什么吧?”他很诧异：地说：“没有啊，怎么啦?”这时我才感觉到对于刚过去的三个小时，我好像什么也记起来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

    我不敢相信，立即打电话问我妈妈。她说，我比你还紧张。直到现在，我妈妈在看我直播时都会比我紧张。有一次她认真地对我说：“我真佩服你们中央电视台的领导，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做。你三岁时我就教你不要丢三落四，教了几十年也没教会，现在出个门，还没进电梯就得回来两三趟，不是忘了这个就是落下那个。这直播时要少播了什么，播错了什么，那还得了!在单位怎么一教你就会了呢?看来，要信任一个人还不能对他太了解。”我心里明自，这就是母亲语重心长的嘱托啊。

  这次以后，我迷恋上了直播，这有点像一个运动员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，你要在特定的时间、地点，特定的氛围里，拿出你最大、最好的能量，如花儿耀目绽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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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 在《商务电视》之后，我又在《供求热线》的“大周末特辑”工作。一天，《金土地》的制片人王焰问我，愿不愿意去《金土地》当主持人?我说，有工作就好。于是，我成为了《金土地》的主持人。这是一个“三农”节目，关注农业、农村、农民。

     我出生在四川凉山，当时那里基本上没有工业也没有农业，除了当地的彝族群众，只有支边的机关干部把那儿当成第—．故乡。山清水秀，民风朴素，在那样的环境里我心里感到踏实、熟悉。
  
    在《金土地》我找到了这样的感觉。我的启蒙教育是在凉山的一所彝族小学开始的，每天和很多彝族小孩子一起上课。他们有的家住在很远的地方，要翻一座山，但他们经常会带一些烤土豆来给我吃，有时拿在手上还能感觉到他们的体温。

    在《金土地》，我又找到了这样的记忆。那是我主持人生涯最辉煌的时期——每天我都会收到整麻袋的观众来信，他们询问如何饲养家禽，怎样种植草莓，也在信里说：“丫头，多吃点，你太瘦了!”然后给我寄来玉米和煮熟的鸡蛋，拿着这些鸡蛋，我觉得像是拿着儿时的烤土豆。

  我能做到的就是认真念清楚每一条致富信息，哪怕是一个电话号码；能转交的一些群众来信尽量转交给相关部门；和编导起把节日做得生动形象，浅显易懂。有一天，我刚进办公室，发现地板上有一些湿润的泥土。下午录像的时候，我写了这样一段串词：“今天，我看见办公室里有一些泥土，还带着湿润。我想，这一定是记者从田间地头带回来的。我们和农民朋友一起，沐浴着最灿烂的阳光，贴近最亲近的土地。”

    这不是“文学青年”式的表达，是触及心灵的有感而发。我在这里工作了整整三年。三年的时间，我每天面对的是春种秋收的土地，洒多少汗水才会有多少收获，耕耘与收获的哲学就这样深入心田。在这里，我学习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电视工作者的职业技巧，最重要的是脚踏实地的精神、认真执著的工作态度、诚恳质朴的为人品格。尽管现在《金土地》节目已改版为别的形式，名字也没有了，但在我心深处一直深藏着对她的尊敬、热爱和感激。她最直接、最朴素地教我懂得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天上不会掉下馅饼。她给了我毅力，教我只有实实在在走好脚下的每一步，才会有收获的秋天。这是我人生中的一笔特别宝贵的财富。直到今天，十年过去了，偶尔看到《金土地》的两位制片人王焰老师和闰维毅老师——当时大伙都叫他们村长，我们都会亲切地聊上半天。我想，这是一份对土地的厚爱和情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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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 1999年6月5日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，这一天我登上了长江源头各拉丹东海拔5000米的沱沱河源头，在那里做了一次现场采访。

    准备工作在一个月以前就开始了，节目形态是“三地对传”，即上海(长江入海口)、北京(首都)、青海(长江源头)三地同时讨论环保话题。我被派往了长江源头。我们先飞到格尔木，再坐大巴上到沱沱河兵站，驻扎下来。兵站的战士说，这个兵站有一年没来过女的了，这儿也没女厕所。我说，那我就跟你们合着用吧。他又说，厕所没有门怎么办?我告诉他进去之前先哼个歌什么的，他说好。下午我果然看见厕的墙上贴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“进去之前务必唱歌!”


     我们来到沱沱河，每天测试卫星信号、彩排、采访。人在稀薄的空气中工作是另一番滋味，所有的思维和动作都慢两拍。我睡的床有一个席梦思床垫，我请战士帮我把它放在地上，能降点儿海拔就降点儿。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即将传送节目时，卫星信号找不着了。备用的方案是没有图像就用电话，可谁也不愿意这样啊。瞬间，没有一个人再有高原反应，我居然也可以在现场和导播间里来回飞奔，身轻如燕，终于在开播前两分钟把信号打上去了。当时的我已经比初来时多了一些经验，但仍然惊诧人的能量是多么的奇妙，精神的力量有多么强大。播完之后，好几个人都晕倒了。我还好，晃晃悠悠走下场。


   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，我一早就和赵赫老师去了哈尔滨，参加黑龙江电视台的一个合作节目。在飞机上，我随手拿起了一本机上杂志，看见一张中国地图，才几天，我居然从西到东几乎穿越了整个中国。突然间很感慨，我要感谢中央电视台，给我信任，促进我学习，让我成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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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上职业装，往脖子上挂上两个证件牌一个是人大代表会记者证，一个是政协会记者证，头一天就提醒摄像三遍一定要充好电池。我就像一个女战上，扎紧皮带，别好驳壳枪，随时准备出发。

    第一天我们在会场里拍了一通，制片人看了说，能不能拍点好看的?第二天我便逮着穿少数民族服装的代表不放，拍了好几位。还真巧，碰到来自老家四川凉山的彝族代表。老乡见老乡，都有点泪光闪烁的样子，哎呀，北京这么大，我们居然在人民大会堂碰了面。在家乡凉山。我们同龄同乡，现在又同在中央电视台工作。


  说实在的，刚跑“两会”时我实在摸不者门道，只有“颗火热而激动的心。因此要特别感谢当时和我并肩作战的同事。我们不断总结，不断琢磨观众想看什么，会上代表想说什么，小丫能不能在他们当中做一个传递者，成为一根纽带?能不能让“两会”报道带有一种感情、一些温暖、一点感动?既然要互动，那主持人就得跑起来。结果有了这样．


      刚开始的时候就是“围、追、堵、截”。一大早到大会堂或小组会议的代表驻地蹲守着，要眼观八方，代表们或许会从侧门走；要摸清路线，中间休息时能找到去WC的路线没准能碰着可以采访的代表；还有电梯，这也是代表的必经之路。另外就是摄像一定要个子高，这样才能在人群中高举摄像机，抢拍到画面。找到了这样的线路，我们的采访基本上都是边追、边问、边答。有时候人实在太多，一哄而上，我也就只能拽着代表的胳膊，一边用脚别着使他不能走动，问完再从人群中钻出来。反正人多，他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大力气，如此“野蛮”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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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七年多前，我走进《开心辞典》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件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因为我从小就怕考试，我不知道如何做一位考遍全国男女老少的考官。   
   
    我读过“说服理论”学者卡尔·霍夫兰的一本书。他说：“假如传播对象喜欢传播者，就一定能被说服。如果接受者认为信息的来源是来自一个与他自己相似的人，就更是如此。”  
   
   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。那我是一个怎样的人?我追求完美，也心存善意；我有很多不懂的问题，但我具有学习精神；我喜欢灰姑娘变成公主的童话，但我深知这只是个童话，点点滴滴都必须脚踏实地；我也会丢三落四，但我热爱家人、喜欢同事；我并不完美，但我喜欢挑战，热爱生活。其实我和选手们是一样的人。

    从小到大，我没有一次考试拿过满分，特别怕考试。这种情结到现在还在困扰我，时常会做这样的梦：第二天要考数学，我一个公式都记不准，书全是新的，急得要命，一觉醒来，无比欣慰，庆幸只是个梦。
   
    害怕大家也做这样的梦，我要做个慈眉善目的考官。
   
    每周一次和选手交流，是我一星期最大的乐事。结了婚的选手带着妻子或丈夫，没结婚的带着父母、恋人。看到他们相亲相爱的样子，我就希望他们能一路畅通。再看选手们的家庭梦想，每个梦想都充满了对家人的爱意，我就盼望他们把这些奖品全搬回去。再看看亲友至爱亲朋的表情，我只要一抬头接触到他们的眼神，就恨不得把我的电脑转个方向一那上面有问题的答案。
   
    节日里，我最喜欢说的是“恭喜你，答对了!”当我不得不说“好遗憾，答错了”时，我一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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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在结果并不是唯一，这个过程已足够美好。来吧，这里的灯很亮，这里的考官会笑。

    十年，时间不长但也不短，有青春的余温、成熟的磨合、经验的积累、从容的锤炼，在学习和总结中找到平衡和定力。主持工作看似轻松风光，其实背后有很多辛苦，大到对节目的驾驭和把控，小到服装化妆是否到位。第二天一早要录像，常常会是夜里十一二点还在熨第二天要用的衣服，无论再忙、再急，我也会把哪怕是一粒小小的纽扣都缝好、整理好，这是对观众的尊重，更是对职业的尊重！记得第六届“金话筒”奖在山东淄博举行时，我那天早上还要做节目，所以只能中午赶过去。到颁奖现场时我几乎是一路小跑儿，一急，在门口摔了一跤，一个趔趄双膝跪在地上。当时我感慨地说，一直对奖励心存敬畏，今天来领奖，在门口就跪下了。我想这是一种提醒，有敬畏才有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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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十年，我在央视这个集体中学习成长，成为一名职业电视人，得到中央电视台“巾帼建功奖”、“金话筒”奖、“经济节目十佳主持人”奖、“财经节目主持人”奖、“2004年中国经济年度女性”奖、“中国电视25年25人”奖等，但在内心深处，我始终怀着感恩和敬畏。予时不限，取时不忍才是真善良；顺时不骄，逆时不妄才是真厚道；贵时不浓，贱时不淡才是真情义；面上不急，心头不缓才是真涵养；宠辱不惊，从容真诚才是真境界。

    十年，我得到很多领导、同事、朋友的教悔，感谢你们！感谢所有合作过的同事们，感谢所有帮助过我和想帮助我的人。

丫迷艾喜

沙发，顶顶！！！！
PS：领奖摔倒那一段，心疼啊